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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二)
作者:  来源:南方周末   2015-01-22 22:49:00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在中国转型期,城市化步伐滚滚向前,对乡村的挤压日益加剧。乡土生机在城市化一日千里的中国日趋黯然,乡村的活力日益衰竭。“国家的元气在民间,中国的根深植于中国的乡村社会”。源自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传自日本的社区营造理念,在中国的城市精英里找到知音,他们从城市走向田间,走向故乡,开始用行动,重建乡村的经济、伦理、信任以及生活方式,探索复兴乡村的可能。“返乡者在故乡找回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他们的幸福也增添了故乡的荣耀”。

  

  还乡新滋味

   一些知识精英们开始离城返乡,尝试着各具特色的、改造村社的建设实践。

  

  这股隐微而坚定的返乡潮,远接历史,又近学日本、台湾。

  

  在掌声与鲜花、焦灼与困惑中,改变已经发生,不论是返乡者,还是所在乡村。

 

 石嫣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国内第一位公去美国务农的大学生,原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始人、名誉园长,现为分享收获CSA 项目创始人与负责人。中国社区支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推动者。

   像耶稣和甘地一样去爱

  日本和美国的有机农业模式与经验,台湾社区大学的成熟与完善,都可以作为一种参照,让乡建精英们看到自己的内外困境和可能的出路。

  2010年,杨云标去台湾一个村子访问交流,发现当地村民在做一个名为“共同厨房”的活动,就是村里每家人都轮流做东,其他人带饭菜来做东的人家里一起吃饭。他开始觉得这种做法挺形式主义,有些无聊,但参与了几次之后,发现一个桌子吃饭才真是拉近感情的最好方法,可以毫无距离地交流沟通,建立信任关系。也因为此,那个村子里的人际关系非常友善。杨云标以自己的家族为例子来介绍,他们弟兄5个在每年母亲生日时,都召集所有的儿孙后辈给老人做寿,设计一些抽奖、互动节目、游戏,大家欢聚一堂,久而久之,感情非常深厚,他们也被村里人公认为当地最团结的家族之一。这样的经验也被他尝试着在村中推广。

  为了重建公共生活,合作社组织的常规活动相当丰富,但最让杨云标头疼的是参加者都是老人们,缺乏年轻的新鲜血液。村里90%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如何留住他们,杨云标花了一番心思。利用春节期间,他组织各种活动,除了唱歌、玩游戏、搞抽奖,还有座谈会、读书会等。他希望用感性的方式加强大家的交流,加深对家乡的认识;希望用实际行动告诉年轻人,除了喝酒打牌,家乡还可以一起营造共同的精神生活。当然,要留住在外收入不菲的年轻人,更关键的是能够提供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从这个目的出发,合作社开办了酒厂、互助社、农资等创收项目。

  利用闲暇或出差时间,欧宁到过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走访邱建生在福建的工作基地,参加温铁军主持的“生态文明与乡土文化的复兴”研讨会,去台湾接触在那里从事农村运动的知识分子,反复研究各种关于中国农村的论述,观看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农村纪录片,阅读印度作家ArundhatiRoy反对水坝建设和支持农民抗争的文章,到泰国清迈去观察过艺术家RirkritTiravanija和KaminLertchaiprasert在农村的“土地计划”在他的感受中,清迈那些组织乡村建设实践的艺术家太自我,每年在种水稻的时候,艺术家们才雇用附近农民来耕种。试验田基本上与当地乡村没有太大关系,离他所理解的乡村建设有很大差距。

  对于“碧山计划”的具体实践,欧宁介绍,“黟县当地的历史资源太多了,而本地人的处理方式却非常低端、非常浪费。我们想利用我们的艺术家资源,请设计师来跟农民合作开发新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设计交给当地人,让他们自己去筹款成立公司,我们不收任何费用。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社会关系,帮他们建立网络,希望能创造一些工作机会,让那些在城里打工的人回去。同时,也希望能促成大城市里的一些知识分子去农村居住,让农村的生产生活重新活跃起来。”在他的年度日程中,每年大概会有半年的时间在碧山。

  在完整的碧山计划中,未来还包括游学营、碧山书局等项目。“我们做过诗歌课,2011年请诗人来给农村的孩子讲诗,在祠堂里面。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因为诗人没有具体教学经验,语言没办法跟小孩对接,尤其是农村小孩。”

  欧宁把自己买下的大院叫做水牛学院。“以后我会跟美国、丹麦、荷兰的一些大学,在这里办夏季课程。他们带外国学生来,在这边住,然后我们发展本地导师,跟他们一起研究关于这个地方很多的课题,比如健康、环保,农村经济、社区营造等等,我们一起来合作,包括出书。”

  石嫣与欧宁一样头脑清醒。虽然“小毛驴”成功了,石嫣却看到“小毛驴”已经变形,在其模式中,“到农场劳动的农民是雇来的,替人打工,工资不高,谈不上受益,也不是CSA的主体。”最终,她决心第二次创业,保证要让农民受益。石嫣和团队成员探讨,觉得日本的“守护大地协会”值得借鉴,其拥有38年有机农业经营经验,年营业额达150多亿日元(超过10亿元人民币),致力于推动消费者与生产者建立共同购买系统,增进彼此的信任和支持,实现多方共赢,可持续和发展。2012年8月29日,中国版“守护大地协会”—石嫣的新农业计划“分享收获”,开始给会员配送蔬菜。

  “无论是从社会价值还是商业模式上,只有农户真正接受健康生产,消费者愿意‘费力’地相信农户并与农户相互提携,这个事业才真正具有社会和商业价值。”石嫣表示,希望农民通过“分享收获”得到合理的收入、尊严和信任。

  凭借在“小毛驴”的经验积累,石嫣如今对于如何招募会员已经烂熟于心,她已经建设了网站和通过微博等形式进行快速扩张,目前已有四百多户会员。对于下一步的计划,石嫣希望能让更多农户加入分享收获,希望能将乡村建设和社区农业结合得更多。目前,有25个年轻人每天都生活和工作在北京郊区,他们的梦想是做未来的“新农夫”,在乡村生活同时又在乡村获得一份稳定的生活来源,共同创建一个社区,而连接城乡的CSA模式,无疑就是他们这个梦想的切入点。

  “像卢梭一样思考,像晏阳初一样行动,像耶稣和甘地一样去爱。”这是邱建生的一句座右铭。作家梁鸿在《行动在大地》中描述了邱建生的“近况”—他参与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关闭了、海南乡建实验区停滞了;2008年,邱建生在福建的福前、国仁建立了新的乡建基地,2011年,基地的资金链又断了;他又团结多方努力建立了培田社区大学不管是出书、办网站、组织沙龙、筹办研究会还是创办乡建学院或者基金会,邱建生一直都在围绕着晏阳初的教育理念做乡村建设。在邱建生看来,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教育是乡建系统中重要的内容,是最重要的社会改良工具之一,做任何长期的事情必然涉及教育。”

  对台湾社区大学的参访,让他启发良多。“我们举办的社区大学的运作始终在第一阶段,即社区动员的层面上徘徊,没有能力往上走一个台阶,即课程平台的建设上来。在台湾举办社大的过程中找到一种参照,就会看到我们的内外困境和可能的出路。”

  台湾的廖嘉展、颜新珠夫妇颇让邱建生感动,他们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即夫唱妇随或妇唱夫随从台北回到了家乡桃米村,从带领村民去发现“桃米之光”青蛙开始,培养社区的青蛙导游,在培训中加入人文方面的内容,形成初步的社区凝聚力,使社区逐步在生态环境保育、人文生态的保育等方面达成共识,从而形成社区发展的良性循环,也增加了社区收入。民宿,景点设计,都凝聚了廖嘉展团队和社区居民的匠心。在桃米的社区营造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个村民组成的建筑施工队,除了桃米村各种景观工程的设计施工外,外地的也来请他们。桃米村独特的产业发展起来后,人们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可以发展家庭生计,甚至外出务工者,也开始回到家乡。

  “建立在保护环境基础上的生计共同体,自然就可以把此前因为生存竞争关系形成的社区紧张给消解掉,人心变得温柔起来,社区的冷漠状态也就融化了。”邱建生回想起在桃米村中漫步的感受,二十年间那里发生的美好故事,简直是青蛙变王子的一个典型。而这也是他期冀在自己的家乡可以成真的一个梦想。

  

                        邱建生 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副秘书长。

  “用石头煮出天下最好喝的汤”

  政府的态度、资金短缺、农村青年的缺位—乡村建设中的三大隐忧如何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条路能走多远。

  “12年前,我们抗争维权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只要不搞维权,搞经济文化建设,就支持我们。后来,我们开始搞经济、文化建设,他继续打击、报复、丑化我们去年,我们和北京工友之家搞‘劳动者之歌’演唱会,他说北京团体敏感,如果我们自己搞就支持我们,然后他就去威胁酒店不能给我们场地用。今年,我们自己搞敬老文化节,他躲在阴暗里,给我们编织魔鬼的帽子。”5月的一天夜里,失眠的杨云标在微博上写下了自己12年来探索村庄治理的某种境遇。

  从之前的维权领袖,到乡村建设的积极分子,杨云标抚今忆昔,他觉得当年的维权过程不可或缺,彼时环境恶劣,如果不奋起抗争,生存都成问题。但维权的“后遗症”,就是他被当地官员习惯地当成“破坏分子”,尽管虽然现在与政府关系已经有所改善。

  在举办敬老文化节之前,杨云标亲自上门去邀请朱镇长参加,领导当面答应,但最终却食言了。记者联系朱镇长,试着请他评价杨云标在当地的乡建实践,其不置可否。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村西头的田埂上,总会出现杨云标跑步的身影。有时,他会放慢脚步,思索南塘村的未来。周围的乡村一片宁静,他的心头掠过几丝迷茫。政府的态度、资金短缺、农村青年的缺位—南塘村建设中的三大隐忧如何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条乡村建设的路能走多远。

  邱建生也有清晨在村头跑步或散步的习惯,他对杨云标的心情深有同感。面对曾经的失败,邱建生淡然微笑。他有一句话时常用来自勉,也是他的目标:自由的人在自由的土地上幸福地生活。他坚信,国家的元气在民间,中国的根深植于中国的乡村社会。

  在欧宁看来,邱建生是为温铁军打前站的,奋战在乡村建设第一线。温铁军高屋建瓴,属于理论框架总指挥。他们跟农民打交道很有经验,主力是经济合作,发展合作社,办社区大学都做得非常好。虽然也做文艺,但那是他们的弱项。“我们在文化艺术方面更强,有很多国际资源。举办第一届碧山丰年庆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大中华地区包括台湾、香港的艺术家们,第二届我们邀请的嘉宾涵盖北美地区、欧洲和亚洲。碧山虽然是一个小乡村,但是它连接着全世界的智慧力量。”

  在欧宁与邱建生的多次交流中,他曾有一个提议,互相交换工作:邱建生到碧山村工作几个月,欧宁去培田工作几个月。邱建生欣然应允,但还没来得及兑现。欧宁邀请石嫣到过碧山,本来想让她给村民讲课的,但后来因故取消了。石嫣也邀请欧宁到“分享收获”的田间参观,但由于太忙,欧宁未曾成行。

  与同道者们的交流,加上亲身参与实践,欧宁更深体会到乡村建设的困难。“首先,乡村建设作为一种民间自发运动,它的空间非常有限,能否获得合法性和更大的社会空间,取决于它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其次,乡村建设需要资金支持,投靠资本,或依附政权,都与它的独立态度相悖,靠动员民智民力,其路漫漫,需要长时间坚持。我们目前的办法,是靠承接各种大型艺术展览和活动的策划工作,把碧山的工作列入它的参展项目,通过这样分享它的预算,或用自己的工作酬劳投入,或动员朋友捐助,但可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长久的方法。”

  对于资金的筹集问题,欧宁最期待的方法是能够设立一个基金会,从而实现持续供血。“如果每年做大型活动,我总是可以筹到款的。但是,我觉得不能老做大型活动,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本意。”

  欧宁在隐隐担心的另一种情形是,随着碧山计划的影响力日增,碧山村变得和附近的旅游景区一样人头攒动车流滚滚,那将是他卖掉房子离开的时候。“这个度很难控制。用力太猛,媒体报道太多,来的人越来越多,结果这个地方就被游客给毁坏了。但是不做,村民觉得你的工作没什么成效。他们很想让村子出名,把经济发展做起来。但我最担心的是,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主体不是他们,他们最后被驱赶出去。”

  欧宁引用鲁迅讲过的黑屋子,来比喻乡村建设中未知或已知的困难。“总得有个人去叫几下。社会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是如果因为困难而放弃这种小的实践,那这个社会就是铁板一块,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变动。所以不要因为个人力量的微弱就否定个人力量的努力。所有的努力最后都是要开花结果的,但不知道要多久,我就是这样一种信念。我知道困难,也知道它不是一般的困难;但坐以待毙和知难而退都不是我的性格,我还是要做。”

  郭中一原本只计划投入四千多万元的小生意,如今已经扩大到了一个多亿。对于自己和小团山的未来,郭中一说起一个关于石头汤的故事:一个士兵战后身无分文走进一个村庄,说我有一块石头,能煮出天下最好喝的汤来。喊了很多遍没有人理他。终于有人说我们试试看吧,于是拿来柴禾、铁锅和水。煮了一会儿,士兵尝了尝说,味道很不错,但有点儿油和盐就会更好。于是有人拿来了油和盐。士兵又尝了尝,说有点青菜就会更好,再有点儿肉的话就好极了村里每个人都做出了一点贡献,最后就真的煮出了天下最好喝的汤。

  最后,郭中一淡淡地说:“我只是最初的那一块石头,创造一个平台。”

  

    温铁军 只是一个资源人

  那种因地理条件不同而生长的生活智慧,在温铁军看来,是乡村建设者极为重视与依赖的精神资源。而制式教育,背离乡土,面向工业化。

  “中国的农民不容易,9亿中国农民就像是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与吴敬琏的温情描述相比,温铁军说得更为具体,“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看病和告状。”温铁军对农民、对乡村的感情,既与个人基层阅历相关,也有导师杜润生的深刻影响。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温铁军就开始在河北定县创建乡村建设学院。定县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发愿之地。温铁军不愿做书斋知识分子,他是坚定的实验主义者,“不做实验你怎么知道哪个观点是对的?不做实验你又怎么知道哪个观点能够符合中国国情?”

  2003年,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招生简章中,温铁军说,“有机农业本来就是中国农民的传统,不必追求高价的现代能源,别种‘卫生地’,少使用农药化肥。在乡村建设学院的培训中心,鸡鸭牛羊都养,还要种上蔬菜、果树,要充分利用沼气,形成生态循环,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样板。”

  这是温铁军至今仍信奉的观点,他以为,对一个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城市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加快城市化建设的后果,首先是生态环境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即使实现了55%以上的城市化率,届时中国仍会有7亿至8亿人生活在农村。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率再高,也不会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体改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长期关注中国“三农”,并积极推动各地“下乡”青年的试验项目,在很多场合温铁军被形容和赞许成一个“用脚做学问”的学者。

  以调查研究形成问题意识

  记者:曾经的十多年基层工农兵经历,对于你后来从事乡村建设有哪些影响?

  温铁军:只是一个经验过程吧,应该说比一般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的人多一些实在。有十几年在基层滚一身泥巴对谁都不容易,你滚过来了,就多了一些基层的视角。让我完全站在其他的利益群体的角度上来看问题,就有相当的身份转变的难度。那你总得考虑基层的客观情况。不能说只站在—当然我们现在有些学者认为国家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这个道理我们也认可,但不能完全放弃底层社会的考虑。

  记者:你的博士生导师杜润生先生,对你关于农村调研的原则和方法有过哪些建议?

  温铁军:他原来是我们的领导。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一直倡导青年人靠调查研究来形成问题判断,形成问题意识。他同时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这两个因素,当然就使得我对他的意见格外重视,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首先是比较有历史感的。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时,曾经跟当时中央农工部的部长邓子恢一起对于激进地推行合作社提出过不同意见的,他也因此被批判过。

  老一辈学者在1950年代强调的东西,恰恰是今天三农经济的精髓。梁漱溟不主张用工业化去剥夺农民,邓子恢和杜润生对合作化提出希望放缓步伐,某种程度上不也希望工业化—当时是苏式工业化;让农民能够休养生息,这么一种思路、人文关怀和政策视角,至今仍值得政界、学界的人士去考虑的。

  有智慧的“在地知识”

  记者:为什么你强调平民教育?

  温铁军:平民教育,主要解释的是,社会大众,因地理、自然各个方面的不同,而和“在地”的知识是紧密结合的。在地知识的概念是,人们因生活在不同的土地上,因应地形气候的独特性而发展出来最适合、也最自在的生活方式,那是一种亲密的依存和互动下逐渐累积出来的生活智慧。打个比方,在黄土高原上,那你的在地知识呢,就是如何掏窑洞,什么样的窑洞打多少米深才能够恒温,让你的苹果、梨子长期保鲜。那是你的在地知识,这套在地知识拿到南方山区不适用。这些在地知识在“制式教育”面前没有价值,因为制式教育恰恰是工业社会为了把人从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也就是说你必须被工业机器生产统一使用,因此制式教育从义务教育开始,全部用统一的教材。

  记者:在乡村,有价值的是“在地知识”?

  温铁军:是的。平民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在地化的教育,亲自然、亲环境、亲文化、亲乡土,这也就是亲人类生存的一种教育。但是在现在我们国家这个服务于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的制式教育中,它完全没有地位,也不会有一分钱的财政支持它。所以才得有人自觉地去做,只有我们这些认识到社会发展进程中所产生问题的人,才会愿意自觉地去操作这件事情。

  谁来支付农民组织化提高的成本?

  记者:你和目前活跃的乡村建设者平时有哪些交流?

  温铁军:大部分人要么是我的学生,要么是我们培训的。当然,他们很困难,主流的知识体系是很排斥的。这些乡土化的东西,也是很难被认可的。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维持了9年的运转,我把我所能收到的稿费、课题费、演讲费啊,各种各样的费用拿来资助年轻人上学,这个是我能做的,对他们来说算是一种支持吧。

  记者:邱建生一直对你特别感念,你给了他很多支持。

  温铁军:不少像邱建生这样的年轻人,长期的十年如一日地在做这些事,应该是我感念他们的努力。我对年轻人非常认可,这个领域中大量年轻人在做力所能及的奉献。我只是参与者之一,我只是其中的一个“resourceperson”,直接翻译就是“资源人”,我提供了我能提供的必要的资源,我只是一个志愿者,事情都是年轻人做的。=

  记者:前段时间你也参加了福建培田的春耕活动,你怎么看待和评价他们目前的乡村工作?

  温铁军:相当多的海内外各界的知识分子,到了培田,试图把培田内涵的客家文化传承下去,推进耕读传家,乃至于形成氏族、村社的制约体系。春耕节的意义是什么?是让当地老百姓把过去他们春耕时的庆典仪式,再表现出来,要让外来的人,和当地人共同认识到,这个东西不能丢,同时在那里恢复书院,建立社区大学,把原来传统的乡土知识、在地化的知识,和农民维持自己本村的村容村貌、维持自己本村历史传承的努力,结合起来。

  记者:在日本、台湾,社区营造的概念被媒体和民众认同的多,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社会力量?

  温铁军:区别在于它不像乡村建设一样有个百年的历史,它是一个比较新晋被人们归纳出来的概念。但是从内涵上,它和乡村建设所涵盖的这么广泛的领域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不过是大家需要造点儿词儿以激励那些小NGO的。

  记者:目前乡村建设实践项目,有什么值得思考的问题吗?

  温铁军:对我而言,值得思考的就是,谁来支付农民组织化提高的成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任何外部主体,深入乡土社会都有交易费—很现实的问题。

  更有情味地筑梦

  如果一个精英在一个地方坚守十年,我相信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他已经用他的行动照亮了一个小地方

  陈统奎上海财大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副主任。2009年,台湾桃米村生态村庄之行,给予他最大的感受是,农村的面貌是可以依靠村民自己的能力去改变,实现由下至上、由内至外的变革。工作之余,他在海南海口秀英区永兴镇率乡邻开展故乡的生态重生之路。

  与现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社会,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社会,都出现过精英返乡热潮,他们开创了“社区营造”这股时代潮流,发愿“改变世界从社区出发”,在乡村社区成立“历史景观保存协会”、“街屋委员会”、“故乡会”、“社区营造协会等各种名目的执行机构,发动社区,发动民众,再造新乡土。

  当下中国,愈来愈多人返乡筑梦。大多数从有机农业或自然农法农业起步。这是一股隐微而坚定的返乡潮,越来越多人放弃都会生活,返乡去做更有生命力的筑梦工程。

  返乡不是抛弃城市

  何谓返乡,我的认识是要返回乡土中国,前进到乡村社会,一种是返回自己的故乡;一种是返回到其他乡村,日久他乡是故乡,从日本和台湾的成功案例来看,这一种很多是返回外家乡下,即回到老婆出生的乡村创业。乡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旧有的人脉网络对返乡者而言是一笔难能可贵的社会资本。

  不过,对于返乡,我还有另外一层理解,即我认为可以分为物理返乡(身返)和非物理返乡(知识、智慧、资源等返乡)两种。我尤其强调,需要有一批非物理返乡的人在城市搭平台,开展类似社群支持农业、消费者共同购买运动、农夫市集、终端门店等工作,为物理返乡创业的人连接城乡,通过城乡互动互助,让物理返乡创业的人有市场的保证。

  返乡绝不能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我们需要的是“解决现实问题,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惠及社会”这样的返乡行动。返乡不是抛弃城市,恰恰是去做一件连结城乡的工作。一方面,精英返乡造福乡里,另一方面成功的返乡代表成为榜样,激励更多年轻一代返乡。城乡差距这个全球性难题,其解决方案不是靠高谈阔论整出来的,是靠一个个返乡人用艰辛行脚一点一滴弥合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精英返乡,乡土中国就会继续沉沦下去,继续凋敝下去,那么谁都阻挡不住每年成千上万的古村落的消失!

  非官方意志

  对比两岸中国,我发现一个奇特的反差。

  台湾在鼓励“还乡幸福”,政府通过贴息贷款、多元就业补助等政策,鼓励年轻人还乡创业。反观大陆,现在的官方意志是鼓励“城镇化”。这就注定,政府掌握的资源大多数要分给城镇,政府制定的政策也是倾向城镇。换言之,作为逆流而上的返乡潮,他们面临的现实环境非常困难,回到乡村,他们面临资金、土地、税收等各种政策性门槛,各种不确定性困扰着无数返乡精英。

  返乡精英能耐再大,碰到这些问题他们一点能耐也没有。因为政策制定权在政府手里,不在个体手里,不管你多么优秀。眼下返乡的人,要创出一番成功事业来,是很难很难的。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返乡的人,我们肃然起敬,不管他所做的事业是否成功。我甚至鼓励大家,不要急于评判他们成功与否,尤其不能单纯用经济成效来评判。

  我相信,有一天,大陆中央政府也会鼓励“还乡幸福”的。而这一天,我们不能等来,要争取来。我们需要成千上万个精英返乡,改变一个个小地方,让政府看见精英的力量,看见自下而上再造乡土的力量。我们不需要政府颁发命令,再来一场自上而下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需要的是政府提供政策鼓励个体返乡,并为返乡精英采取提供金融扶持等策略,让真正有志于改变中国乡村落后面貌的人回到乡村,再造乡村,这也是一个大大的中国梦。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当下返乡精英的精神。但我们不是武松,上山打虎,那就呼朋唤友吧,千万不要一个人孤独前行。只有社群的力量才能改变乡土中国,绝对不是靠个人英雄。

[编辑 李少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