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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娃:张仃先生的生命精神——自然•美•梦想
作者:  来源:设计·中国   2017-10-09 15:45:00
  

  1. 朝圣

  每去写生,未出发心先行,以致情绪失控。我快速做各项准备,比临战还急促。他还嫌慢:“朝圣去,还那么慢,快出发吧!”到了山中,早晨最早起床的是先生。他先是拍同去的青年画家的门,喊他们快起来,后来他干脆独自出发去画。一天,天刚亮,我醒后一看,发现先生不见了,赶紧叫醒几位青年人,大家忙进山找他。我们都知道先生在山水中是怎样忘我的失常状态,大家很害怕,直到远远看见先生站在高高的河岸边沿,白发苍苍,那样专注地画着。河水很急,河岸的干土正一点点掉落。立时,大家的心都提到嗓子,又不敢大声提醒他,只好悄悄走到他身后,牵住衣后襟轻轻往后拉,将先生拽到离河岸边沿远一点的地方,先生无恙,我们才长出一口气。

  进到山里,大家都心情欢愉,先生却嫌行动慢,他总是喊:“快!快!” 每有新的发现,他总是赞叹“梦里的山!”,“ 自然比人为的更好”,“人不可能想出这样美的安排”。在家里同样, 日间总在作画, 夜间梦里画画,清晨睁眼,没等起床就急急地给我讲他梦中如何构图, 如何运笔, 画了什么。定是中了魔法,我相信。

  五十多年了, 先生一生怀有画山水的夙愿, 被迫从事艺术设计并且担任领导职务。此时,公职了却, 身心自由了, 能全身心贯注自己一生所愿, 能不忘乎所以如此冲动吗?何况先生这样狂热的个性,何况走进自然、日夜与自然亲近,正是他生命的本真。

  几年下来,跑遍了许多大小山水。六上太行,二上华山、黄山。总之,东西南北跑遍了,得画稿不少。在山中先生白天写生,晚上回住宿地,除去吃饭、睡眠,先生分秒必争,就连夜间任何时间,醒来第一秒钟,他立刻开灯,拿起画稿补充、修改。车行半路休整或修理汽车,几分钟,他也当即取出册子,画周遭许多东西:一个小船、一个农具、一个山民、一间房子……不一而足。每到山里,他都想留下来住在山中,他在这梦里从未醒过。

  2. 山居梦

  城里宿舍是先生工作单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分配,约70平米,分7个小空间,每间平均大约不足十平米, 自然先生的工作室极小,可以说“袖珍”。到80年代, 图书资料陆续增添, 过道也堆放得拥挤不堪。正如人们说的, 即使买得起书,放书的空间也买不起。我们倒也安于现状,虽然工作、生活十分不便,倒也习以为常。照旧紧张愉快地生活,每天抢时间工作着,尤其先生心无旁骛,一心扑在画画上,只要能画画,其他全不放在心上。

  我和先生共同生活的开始,他在一间小屋为我置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墙上一幅书法,墙角还堆放着一些杂物。先生每天都在工作,我负责全部家务,尚有少量时间学习、工作。那时先生尽量到全国各地去写生。离休前,他为其他人安排出去画画,自己少有机会,现在可以实现自己一生愿望了,因之我们在北京时间少。

  在北京, 一天,忽接朱乃正先生电话, 说他们几位画家在西郊自己造房,不经房地产商,这样节省费用。说那里还有一块空地,问我们要不要去。我随即告诉先生,他立刻要我马上回话朱先生:去。然而,由于我们无知,房子梦落空了。当时我们拿出全部积蓄5万元,怎知后来还要拿出钱, 那时人们常说什么“万元户”,我们以为5万元很多了,建房子足够了。既然没钱,施工就停止了,没办法。长时以来,我们都有一个房子梦,从此落空了。这连半成品都算不上,只好放在那里,卖也卖不掉,我们也不会卖。直到后来,南方一位发了财的农民听说这事,他说他不要现金,若给他一些书画,他可以把房子建成。于是才有了我们这个家。离市区远,离卢沟桥、宛平古城近。

  过程并不顺利,建成后我们来一看,泄了气,大失所望,完全就是五十年代集体宿舍。经一位年轻朋友关心,问张先生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张先生说皇家式、地主式、资产阶级式、富裕市民式,他都不喜欢。他想要的是北欧民间风格的,就是农家、猎户风格。北欧寒冷,房子厚实,他喜欢厚重。经这位朋友亲自监督过问,亲自选取材料,终于建成。由于我们资金有限,其时建材市场尚贫乏,虽然还不能尽如人意,但我们已非常满足,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年轻朋友。

  先生要求家里日用物品,中西不拒,民间风格,朴素,难看的东西不进家。还有,家是我们工作、自修、思考的地方,生活的地方,我们这不是别墅什么的。

  一天晚餐后,先生和我站在窗外露台上。头上绿荫婆娑。先生忽见枫树上有一个鸟的家,问我鸟儿何时做的,我说我也不知道。谁会想到,第二天清晨,也是在枫树荫下,他告诉我,热切异常,说他昨晚梦见我到一条河岸的森林中,找到一个奇大的大鸟窝。我跑回来领着他一起去看,一起住进里边了,像一双鸟儿。兴味充沛,活脱一个九岁儿童,一脸的期待,等我呼应。我已身临其境,似乎置身往日梦幻。这一则童话被朋友们知晓,这山居随之被朋友们叫作“大鸟窝”。

  先生的工作室扩大了一倍多, 工作起来方便多了。我知道他一生都盼望一处山居,他从骨子里爱山爱水爱自然,每到山中,他都要我问问山民,两间山房多少钱?例如,一处山里,一户农家,近在门前流着一条溪水,绕屋子半圈,屋子的前后左右,桃、杏、梨花正开,稍远各种树木,我们见到简直陶醉了,先生又要我问在山里建两间这样的房子需多少钱?

  这样的问,不知多少回了,但其实是实现不了的。直到晚年,先生已80有余,满头霜雪,水里火里枪林刀丛中走来,在北京远郊西山,总算圆了我们有家又有园的山居梦。

  3. 晚景

  先生习惯早睡早起,并且说自己本是乡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从居住在西山这里,清晨依旧叫上我一起散步,从山上走到山下湖边,再登山回来。后来我的家务事越发繁忙了,先生只好独自去散步,总是衔着烟斗,戴着黑色贝雷帽, 握着手杖。

  初来这里,小院没有一棵树,于是我们和种植工人一起植了许多。考虑到四季色彩,以银杏、枫树、梧桐、白杨为主, 丁香、玫瑰、月季、蔷薇、白碧桃、海棠、竹子,还有鸢尾、玉簪、半夏穿插其间。日神的车轮飞驰着,不觉小院树木已是遮天蔽日,绿荫深深。渐渐地,先生散步上下山已经力不从心,每天就在这小院林荫夹道上往返走走。再后来,只是坐在窗外石露台的一把靠椅上,双臂搁在或支在石砌长台子上,那儿为他放着茶水、烟丝、老花镜、书报。他头上两侧,梧桐、枫树、丁香枝叶缝隙漏下天光云影在他身上、地面晃来晃去戏耍。

  木叶辞树,雁声渐远。我到山坡、小院儿捡拾新鲜落叶,摆在先生书案。一片片相互辉映,又彼此协调。先生泛着笑意看着,他听见了维瓦尔第。他不让我收走,枯干了,无可奈何。

  待到岁暮星回,我们站在门口、窗前,望着漫天雪花飞舞,纷纷扬扬,又悄然落地。我们看着,静悄悄。等到回过神儿来,先生说:自然这样美,这样奇妙,你说说是谁让它这个样子,而不是别个样子,你看这雪花,图案、构图多种多样,还这样精微细腻,真不可思议,又是谁让它这样的呢?你知道吗?那落叶的色彩、形态也是那样丰富繁华,可是那叶的零落是命运,还是意愿?灿烂而去,又是为什么呢?灰娃,你能回答吗?是谁让它这样美,这样离去,又是到哪儿去了呢?灰娃,这谜思你能回答吗?我笑而不语,心想,如此深奥、古老,与天地岁月同久远,这个大神秘,渺小、愚钝的我岂能知晓。我只能深深地低下头来。

  这样的时光,先生说话很少,他只是看着和听着,长时间地看远近湖水、山光林影、雨丝飘洒、雪花飞舞,也看云卷云舒、日头西坠、月落月升;他听见燕子、布谷鸣叫着在雨帘往复穿梭,更听见露水滴落、草丛私语的微吟幽韵……他虽不说什么,我知道他听并看见了整世纪一幕幕狂涛巨浪,也听和看见了青烟细雨,小巷人影……

  自打住在西山,早餐后,照旧立即进工作室。家人同样各就各位,不用说什么话,只听见纸张翻动的沙沙响,一天的生活开始了。直到听到催促吃午饭,先生才放下笔,走向餐桌。饭后稍稍休息,又马上开始接续上午的工作。晚餐也须是催促,先生才停下来走出工作室。饭后,才是先生真正放松的时候,客厅有印尼艺术家赠送他的大藤椅,几件铸铁作品。这时先生坐到他的大藤椅上,喷着烟雾,孙女关关从欧洲给先生买来的烟丝,香氛在客厅弥散,幽雅、温暖。一天中只在此刻,先生享受着他的闲暇,聊天。

  这段时间,他当作休息,看一小会儿新闻,或是抗战题材电视剧。看到日本军人掉进中国民众设的陷阱,先生开心地拍手大笑,白发蓬松飘飘,顽皮儿童似的。

  先生听力在减退,孙女喃喃为他买来蝈蝈,装在草筐里,挂在先生的大藤椅旁,时不时地鸣叫,清脆响亮,一声声倒也将人引到乡野去了,先生听着开心。

  4. 酒神精神,诗性气质

  先生自幼情绪不稳,忽高忽低,狂热狂怒,怕束缚,总想突破,不安分。总是站立潮头,搏风击浪前进。再看他的作为及艺术思维,表现为苦闷与欢乐浑然一片,幽雅、浪漫气息。

  少年时求学北平美专,九一八东三省失守,全国悲愤,抗战呼声高涨。他联合陈、张二同学组成抗敌宣传队,自己做了一面旗帜,旗上有“CCC抗敌宣传队”鲜明的八个大字。三人高举战旗,雄纠纠向山海关出发,并于行动前夜,张仃自己一人割腕,洒血盟誓,悲愤交集。一路气势昂扬,到达之后,向驻守军队演讲,号召动员军人打回东北,收复失地,解救三千万同胞于水火,情绪激昂,声泪俱下。并且质问军官们为何不去那里,而驻扎在此?军官解释道:“我们要去抗战,我们是东北军,蒋介石不让我们去。”劝他们:“所以,你们到别的军队宣传去吧,不过你们小心点儿,你们这面旗帜上的CCC有共产党嫌疑,注意点为好。”

  当时国土沦丧,人民生活贫困,很快热河、察哈尔两省又失守落入日军之手。不久又酝酿“华北五省自治”,实则即将又为日军占领。中国却是内战不断,少年张仃苦闷异常,满腔怒火,其时冬天,美专院子里堆起厚厚的积雪,张仃心如火烧,无可排解,一头钻进雪堆,人们怎么拽他死活就是不出来。这种形势之下,他思想激进,情绪昂扬, 北平党组织见此便接近他,于是,他挑头发起成立北平左翼联盟,被出卖遭宪兵队逮捕,押送苏州少年反省院。后又押送南京模范监狱,狱中与当时许多左翼文化名人结识,匡亚明、艾青等等。

  监狱要他们自己办一份《自新报》。给他们纸张、颜料、笔等文具。他们利用这个条件,巧妙地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张仃还偷偷画了许多漫画,内容是反对暴政、反对内战、团结一致、抗击日寇、收复失地、民间疾苦、释放政治犯……张仃年纪最小,顽皮活泼,老年狱卒认为一个半大小子,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张仃和这个老人相处很好,托付他偷偷带出去所作漫画存放起来,后来经苏州电影制片厂他的同学出钱,将他营救出狱。出狱后,首先取来那些漫画,回到北平,在北海举办了漫画展,社会反响强烈,符合民心,反映了当时人们所思所愿。各报更以醒目篇幅报道了那次漫画展及社会好评。

  此后,他又到南京,漂在京沪一带。找到北平美专校长张恨水找份职业。校长正在那里创办一份《扶轮日报》,属铁路系统,该报人员已安排就绪,给张仃介绍到正在《世界日报》负责版面美编的漫画家叶浅予。于是,张仃就在此负责漫画创作,每天阅读大量国际、国内电文,每两天画一幅时事漫画,每幅1元,每月15元收入。这期间,他创作的许多漫画内容进步,形式生动有力,思想及风格与国际同步。投稿给上海一份党领导的左翼漫画期刊,未料给他退稿了,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左翼的“左”已偏向至何种程度。张仃又把原稿投给无极左色彩的张光宇、叶浅予、丁聪、鲁少飞等同仁的进步刊物。不久,他在南京一个书报销售处发现自己作品被采用了,并且以豪华版刊出,每幅稿费15元。

  与张仃同时代的老一辈艺术家张光宇、叶浅予,比张仃年长近20岁,李可染比张仃年长十多岁。叶浅予先生给我谈到张仃在南京的情况说:“张仃年纪小,为社会、为人普遍的困境,他苦闷、酗酒、疯疯癫癫。领了薪水就撒钱给穷人,言行怪异,情绪不稳,狂热、冲动、愤怒……例如:他一向波西米亚做派,衣着随便。一次领了薪水,他跑去买了一套白色西服穿着上班去了。同事们见了大为惊奇,大家不由开起玩笑逗他,他随即抓起红墨水瓶从肩头一倒,立刻从上到下满身血红乱糟糟的一身。他是在以此表示:你们别以为我看重物质,我岂是你们同类。再例如,冬天,他领了薪水,就去买件大衣穿上。晚上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喝酒深夜回家,走在半路上,一个老乞丐伸出枯瘦的手向我们乞讨,穿得太单薄,老人瑟瑟抖个不停。张仃马上脱下他的新大衣,要送给老乞丐。我们年长,立刻拉住他,阻止他,要他给了那老人一些钱,我们说他,你冬天穿什么?给老人一些钱好了”。叶浅予老人告诉我张仃在南京,这一类疯疯癫癫的事太多了,以后慢慢给我讲。很遗憾,渐渐地张仃先生年事高了,我的事务随之也更加繁忙了,加之和叶老先生住的距离又远,不久叶老去世,这一史料缺失成为永久的遗憾。

  为实现梦想,与那时许多进步知识人一样,张仃先生于1938年奔赴延安。1942年整风之前,知识人、艺术家来自相对自由的地方,他们自自然然,依然固我,热情奔放,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为实现他们心怀的为人类幸福奋斗,为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美好理想奋斗,那时他们认为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那时他们真心相信这些,克服种种困难,放弃各种好处而奔向艰苦万分的延安。

  所以他们依然故我生活着,在延安,张仃公开说自己愿做党的同路人,他不入党,他要学鲁迅,毛主席文中赞鲁迅。平时他只与和他艺术观点相近、爱好相投的人接近。他那时只和好友艺术全才(戏剧剧本创作、导演、翻译并写诗词)大艺术家塞克、男低音歌唱家杜矢甲来往。仍然喜爱印象派、毕加索、莫迪里阿尼……人类文明以及优秀文化艺术、民间风习等等,他都喜爱,贯穿他一生。在延安,他最同气相求的朋友塞克、杜矢甲就是典型的国际范儿。三人个性鲜明,与众不同,明显的高傲不羁,人们称他们为“延安三怪”。首先,十足的波西米亚风,塞克本身就高大,两眼凹陷,高鼻梁。若要比喻塞克,酷似一只雄鹰,威严高傲,总是穿一件绣花立领的宽松黑色衣服,腰间系一条粗放简单的绳子,哥萨克风格,永远嘴唇紧闭,目不旁视,走起路来表情严厉,高傲不可侵犯,胸有成竹,鲜见他与人交谈。张仃头发梳得高高的,上身皮夹克,脚蹬长筒皮靴,年轻、高傲,时而幽默风趣,风风火火但独来独往,只与塞克、杜矢甲交谈。杜矢甲无论走到哪里,首先,一张口那一声低沉浑厚的美声,就奇就异,立马出现超强气场。加之他高大如一名大力士,穿一件欧式短斗篷,那是张仃用自己一块旧毛毯,大针粗线为杜矢甲缝制的,穿在杜矢甲身上十足的欧洲气派。三怪中只有杜矢甲平易,他总爱和我们小孩子玩。三个人中,张仃、杜矢甲特别孩子气,单纯,大儿童。三怪艺术取向为厚重,不喜纤细。

  张仃1938年初到延安,中央交际处告诉他,他不适宜留下来在延安工作,他的艺术在国统区已很有社会影响,他应该去国统区工作。张仃年轻,脾气暴躁,发火:岂有此理。他的朋友已经来到延安,安排了工作,这时来看张仃,劝他不必发火,让他写信给毛泽东。很快收到毛的回信,让张仃到鲁迅文学艺术院找周扬安排工作,于是他到了鲁艺美术系担任教学工作。张仃住在鲁艺教师宿舍,与美术系负责人蔡若虹紧邻,蔡到张仃的窗下杀鸡,一刀砍下鸡头,鲜血四溅。蔡一面大声喊:“哼!这就是毕加索,这种作品我一天能创作几十幅”。有意说给张仃听。

  三怪那样自由、独特、先锋的言谈举止,艺术上的前卫取向,遭到左派冷嘲热讽,歧视与攻击。再比如,他们买来一点牛肉吃,左派依凭组织上的力量,开会“研究”,结论是:利用牛肉与党争夺群众。三怪纯粹艺术家,又是真的理想主义者,典型的可爱的乌托邦,对党派的观点及那套语言压根儿就不明白,就无知,一生气就火爆。一心奔向革命洪流,哪知竟遭如此地歧视攻击,这才明白其实自己被定性为异端,非我族类。然而,异端有异端的尊严和权利,鲜明、高傲、自信的个性,岂肯俯首贴耳?除了气愤冒火,并不示弱。杜矢甲在公众场合大声唱起了《跳蚤之歌》,以讽刺、抨击那些依杖权势,打压排挤无辜者的卑微之人。

  然而,可爱可悲的理想主义者、天真单纯的艺术家,他们怎能预见往后自己与革命的实际关系,以及自己的大理念、大胸怀、艺术生命这一切的未来呢?等着他们的会是怎样的命运?舍弃了什么?获得的又是什么?只有伟人胸有成竹,只好也只能依他了。

  1942年整风运动中,塞克被指为特号大特务。杜矢甲被逼成了疯子,硬说他是特务,走投无路,他跳井寻死。谁知那是一口枯井,很深,长些杂草,他寻死未成,人们把他弄上来,接着斗,终于他疯了……张仃,同样逼他承认自己是特务,张仃性格暴烈,火冒三丈,指着逼他的人们说:“我不是,你们才是特务”。他死不低头,强硬到底。没办法,康生派来的人和组织上把他关进一间窑洞里。一同被关的一个是优秀的表演艺术家陈戈(1949年以后演了许多角色,都极为成功,文革中被整死了);一个是戏剧家、老红军陈其通(1949年以后任总政文化部长,文革中被关押)。出操、吃饭和我们一起,其他时间关着,不准自由。那时,我还只是个极不懂人事的孩子,总是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心想,我怎样帮他们开心一些,每天关着纺线,多么苦闷呀。张仃平时不和大家接近,陈戈、陈其通平时总跟我玩,逗我,送给我小笔记本。我走起来总是跑跑跳跳的,他们看着总会喊:“灰娃,好好走路,别把鞋子跑坏了”。那时一双草鞋也不容易,但我们知道这是革命长期的、必须的艰难困苦。为了人类幸福,我们甘愿。再说他们的窑洞门开着,陈戈、陈其通在门里和站在门外的我玩,逗我,学我唱儿歌,挤着嗓子模仿童声,用上海话唱:“早上起来啦,洗洗脸,刷刷牙,背上书包上学校,看见老师哈哈笑”。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忘了痛苦悲凉一小会儿,开心片刻。成年后,我每想起此情此景,不由心酸,感慨万端。

  再回过头来看看延安三怪是怎样走向延安的。塞克原是河北省一名高中毕业生,那个年代,中国屡经进步人牺牲奋斗,社会转型总是以失败告终,大片国土丧失,三千万同胞流离失所,又内战不断,看不到前途和希望。青年人不安,情绪愤懑,躁动不安,革命思潮汹涌。塞克从家乡出走,背着一把吉他,边弹边唱,四处流浪。走到哈尔滨停了下来,什么职业都干过:警察、排字工、印刷、编辑……参加革命的秘密活动,被日军送进了监狱。出狱后一面继续工作,一面进行革命活动。在哈尔滨这个国际都会,大开眼界,渐渐地塞克更加国际化,心智更加高远了。那时的进步青年普遍表现苦闷又昂扬,志向远大。他不断创作、演出,写了许多诗、文、歌词、戏剧。时常坐在松花江岸上,抱着吉他边弹边唱,抒发苦闷。例如,他弹着吉他,望着对岸,唱词大意为:风能吹过去,鸟儿能飞过去,为什么我不能去到那儿——我的祖国(当时左翼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的祖国是苏联),谁能告诉我?塞克在流亡与革命活动中,成长为一位知名艺术家。由聚集地上海的文艺家们号召他到了上海,大家全力为抗战奔走呼号。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抗战,塞克与许多文艺家一样,奔向向往已久的延安。

  杜矢甲正在上海音专求学,难得的优质男低音,老师是世界两大男低音歌唱家(意大利派特点明亮华丽,俄罗斯派深沉雄厚)之一,俄罗斯男低音夏里亚平直接教出来的学生。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上海音专做老师,所以杜矢甲是俄罗斯一派。前几年刚过世的我国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当时三十年代中期,也在上海音专学习,家境富有。她父亲要出资把周小燕、杜矢甲送往艺术之都法国深造。杜矢甲作如下反应:什么?去法国?现在祖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要为祖国奋斗,我要找共产党。如此表白一番,热血沸腾。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大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杜矢甲在撤退的同胞中,到长沙时经地下党发展为一名共产党员,终于如愿到了延安。

  张仃出狱后在京沪一带漂泊着,一面工作,一面漫画创作。作品受到老漫画家们及同行的肯定和表扬。别人用铅笔、水笔,他用毛笔,因其专业本是国画,漫画创作他是中锋用笔,有力度,感情真挚,号召力、感染力强。出版人肯用豪华版刊出,社会反响强烈。张仃曾给我提到过,当时一位东北长者知道了,准备出资送他去法国深造。张仃对同胞对人的心思重,为人的生存困苦而怀恻隐之心、疼痛感;又时而情绪躁动狂热,时而苦闷难耐,实则为酒神精神与诗性气质,表现为苦闷与欢喜混成一气。他选择继续留在中国。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京沪沦陷,以叶浅予为领队,组成全国抗战漫画宣传队,张仃是15个委员之一。叶老让他带一卷抗战漫画到西安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战。除此之外,他在那里还开办了漫画培训班。叶老说工作多得不得了,寄了路费,促他回武汉。张仃的目的想去延安,西安当时聚集了一群战区撤退出来的文艺青年,他们组成“抗日艺术队”,一致选举张仃为队长,他年轻活跃,正好陕北榆林驻扎的国民革命军要他们去工作。大家在那里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之一是张仃主持了成吉思汗陵迁陵工作,从内蒙步行迁到兰州城外一座山中。张仃构思策划了移陵方案,组成大仪仗队,他亲自画了一大幅成吉思汗像,从内蒙一路跋涉到兰州城外,层峦叠嶂之中,以免日方抢去,以之号召蒙古族人投靠日本。

  张仃从未忘记,自己目的是要到革命中心延安去。1938年终于实现了。然而,一开始的不顺,虽最终以毛泽东亲自安排得到解决,可是经历的歧视、攻击,让他终生在心中打了一个结,直到逝世前几年生命的最后期间,我们两人闲话时才解开。是这样:那时候,党中央从井冈山、瑞金这些地方忙于作战、长征,怎么可能知道京沪一个半大小子呢?根据我们数十年的经历可以知晓,肯定是接待人员交际处负责人向中央汇报了张仃这个人。中央要考察此人情况才能做出决定,问谁?来者张仃是美术家,好吧,问党内美术家。谁是呢?组织部回答:鲁艺ⅩⅩⅩ、ⅩⅩⅩ,报上去的汇报是,张仃,艺术立场——资产阶级,腐朽、反动的艺术观,不宜留,应劝其到国统区去。具体资料:喜欢毕加索等一系列反动腐朽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此人可疑,不留用。这种情况,直到二战时,毕加索成了一名法国共产党党员后,我们中国还视其为反动,张仃因此也长期遭受歧视、戒备、排斥。

  5. 延安作家俱乐部

  延安,1941年萧军、张仃、艾青、李又然等文艺家们,商议建立一处讨论、开会、议事、休闲、文娱的环境,名称:作家俱乐部。地点:在他们所属的中国文艺家抗敌协会会址蓝家坪,就用那儿半山坡已有的一间大空屋。于是,萧军去募捐来一点银子,不少中央领导人都捐了。张仃负责设计、施工。就地取材,只能买到一点木头、土布、牛羊毛毡子、陶瓦罐等等。张仃带领两位乡村木匠,他亲自参与平整土地、刷墙、修理门窗、糊墙纸、做家具……经过近两个月的劳累,这个作品完成。中西元素彼此照应,丰满而和谐。文艺家们一向自诩为泰坦神普罗米修士,为解除人类困苦,从天神宙斯那儿盗取来火。从此,人类有了温暖与光明,照亮人心。他触犯了天神宙斯,被绑在高加索山上,任乌鸦、老鹰啄食他的心脏。据此,当时的文艺家、知识人,一直依此观念自诩,我行我素。张仃设计制作了一大团火苗,中间一把钥匙,以此创意象征他们的身份与使命,作为他们的会徽,置于作家俱乐部正面墙最高处。还用白土布围成一个筒状,从上垂下来,留有一幅布的空档开口,是为酒吧。里面放置一小台,在里面卖当地土烧洒的是萧军夫人王德芬。四面墙边的沙发是简单的木板做成,上面铺的是土牛羊毛毡,以蓝色土布滚边。所有照明全是山民用的油灯,四面墙上一个个壁灯,是张仃利用山民箩面的工具圆形的箩,切成两半扣在墙上,底部置一小板,放一小油灯,箩里的灯光从如薄纱的铜丝细孔透射出来,柔和温馨。凳子上的布垫儿是用蓝白色土布做的民间剪纸图案。

  延安作家俱乐部,以其浓郁的世界优秀文化气氛,吸引着延安人,上自毛泽东、朱德、肖三、林伯渠、林彪、江青……下至各机构、团体、学校……周末晚上,人们陆续聚集到这儿。

  有漫画、版画、前后期印象派复制品展出……国内外戏剧演出、舞会,周末的浪漫聚会,三五成群,自由组合,自由漫谈。听听吧,这儿在谈法国文艺家的作品、行为、服饰、风貌;那边几个人在热烈争论《资本论》某个问题;也有几人兴致满怀地议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至今我还记得大人们教我们唱田汉改编的戏剧《复活》主人公聂赫留道夫、卡秋莎的唱段。另一些人在谈刚演出的剧目《日出》、《雷雨》、《木马计》、《带枪的人》、《铁甲列车》……我们孩子们为人们演出的童话剧歌剧《公主旅行》、话剧《它的城》,还跳《丁玲舞》,《抗战舞》等等。颇受人们欢迎,未等落幕,欢笑声、掌声四起。因我们之中许多是全面抗战开始,文艺家撤退中途,从战火中抢救出来的,因而人们给予我们特别的爱护与关怀。文艺家时而会去到“儿童艺术学园”看望我们。张仃先生还是组织上指定他为我们的艺术导师。因之,文抗与我们有较密切的关系,李又然还特为我们写了一则散文诗,赞美鼓励我们,发表张贴在文化沟口的墙上期刊《轻骑队》上。他们经常邀约我们老师领我们去,文艺家的夫人们还给我们女孩儿换上他们以前的衣服,旗袍、裙子,参加那里的晚会。还有假面舞会,张仃为大家做了黑色假面具,现在想来人人活似左罗。

  那里的气氛明朗亲切,我们孩子们享受着大家庭的温暖和鼓励。周末的休闲,有几人交谈的,也有随意表演的,萧军唱俄文歌《五月的夜》:睡吧,我的美人儿,你睡得像小鸽子……还教我们唱,萧军声音仿佛宽阔的河流,洪亮,有气势。当时张仃较年轻、活泼,他一人表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角色,先是单膝跪地向前伸出双臂,仰头,仿佛对着站在闺阁阳台边的朱丽叶,说了一句表示爱的话。真个的说时迟那时快,他迅速起身站在阳台栏杆边,面向楼下跪地的罗密欧回应一句也是表达爱的台词,一人演两个角色,一方只一句台词。忽上忽下,表情、动作、语气活灵活现,引得满场欢笑,掌声四起。艾青、李又然说话声音非常细柔,孩子们没大没小,不谙轻重,奇怪他俩声音怎么会像蚊子那样轻。在文抗,我还看见一个人,大人们说那是高长虹,从未见他开口说话,我当时觉得他肯定情绪低落,我要起身跑去问他,文艺家们拉住我叫我别去,似乎那人不好。直到近年我才知道他曾和大家崇敬的鲁迅有过争论,所以当时大家认为他不对。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也没明白。

  浪漫、明朗、亲切温暖的气氛,1949年以后的人所完全不知,不可想象。说到底,人的因素是主要的,理想、友善、正直、正派,心灵以人类优秀文化滋养浸润。我记得那会儿年长者教导我们,用一位国际革命领袖的口号:“我们要用人类的全部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试想一下,那么多那个时代最优秀、最先进,且具国际观念、国际视野的一群精萃聚集在那里,又是尚未整风前的自由日子,1949年以来能比吗?否则,何以人们从四面八方、从生活条件相对好的地方往延安去呢?若论未来,谁又能说他们应当具有上帝的预见呢?

  总的来看,整风之前,在各党派,各界联合,全国一致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停止内战,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在那样形势下,延安的知识人、文艺家的精神状态、生活风貌,就是这样的。他们明知那里物质条件艰苦异常,他们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相信延安能聚集他们的力量实现。毛泽东亲自到文抗看望他们。萧军个人多次与毛泽东交谈,有说有笑。毛泽东亲自为张仃安排工作,并且张仃遇不顺,给毛写信,要求离去延安,毛亲自回信,以自己以往事例,劝说张仃留在延安。毛亲自和许多文艺家、知识人谈话,询问意见……这一切一切,当时毛内心对未来究竟想些什么,如何盘算的?这一切恐怕只有上帝知道。

  就在那同时,文艺家、知识人时常议论狂想未来的光明中国,我记得人们说张仃为未来延安设想的方案是:沿河水天然弯道是延安城市,它背依自然山势,面临流水,顺山河弯弯的城市,布满人类有史以来最美的建筑、森林、花园、剧院、音乐厅、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学校、市场等等,古典与摩登并在,各美其美,相异而又相谐。好天真,今天回想这些,真是难过,欲哭无泪。那个年代,那儿的知识人,文艺家们,富有理想和良知,国际视野,心怀人类先进的优秀文化,是那个特殊年代以及民族苦难等特殊社会状况孕育出的一群民族精粹。人道、理想,他们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博爱,是真善美以及人类的光明前途。

  延安作家俱乐部理应载入史册,它就像是未来光明中国的雏形及彩排、预演。然而,谁会料到,风云突变,随着1942年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整风抢救运动,知识人、文艺家们被严整、被逼供,被有意冤屈为居心阴险的敌特分子,身份大反转,更何谈什么普罗米修士?理想追求?还谈什么文艺、良知这些书生气?作家俱乐部这个谈论探讨理想、真善美、知识、人类前途的充满友善和温馨的场所,遂荒废凋敝在世纪诡异云烟中。

  由以上张仃先生的生命轨迹,见出其内在信念大爱,大关怀。他热忱洋溢、愤懑激昂、苦闷冲动、怪异举动等等表现,皆由人存在的困苦、不公而生发。立意之严正、高尚,说明其人格与生命精神的品位及质地。先生的作品,以力道、厚重为基调,也不乏离奇优雅的抒情浪漫。要说大爱、大关怀立意与信念,在他则忽而狂热,忽而低沉,忽而愤懑,忽而苦闷,忽而以酒浇愁,忽而言行怪诞……这种种情绪的表现,从不掩饰,恣意而为。故其本身、他的创作,痛苦与欢畅是浑然一气的。这任情任性、自由奔放的性格,仿佛印证着隐秘的天意,酒神精神兼以诗性气质。是为先生独具的个性特质。

  世界种种不堪,人生的种种劣迹、人心乃黑暗深渊、虚伪贪婪、还有人生存的艰辛、困苦、不公、灾难……似有一再改善皆不可能之迹象。只能在疲惫、隐忍、无奈中活下去。先生清楚。而先生依然爱人,爱生活。爱优雅、温馨、文明、高雅的物事。于这样的生活报以由衷赞美。仪式化那些不平凡的日子。花草、洁净的台布,酒,有意义的温暖的祝酒辞,烛光、谈天、或去散步。逢某些优秀的民风民俗日子,则要求尽量以民风方式度过。他憨拙幽默的风趣还时常洋溢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个时代的精神粗鄙、蛮狂无知,则以嫌弃予以藐视而又叹息无奈。

  媚众,迎合大众口味,取悦大众价值观,是当下不少人的选项。作为传统知识人、艺术家,张仃先生以理想照亮自己行为。他固有的愿景是,期盼大环境、小环境、尤其公共场所设施以及环境艺术,起到对民众以无言的教育:熏陶,温润濡染,从而培育民众优雅、文明气息,提高社会的精神文化及审美趣味。如此人才会有接纳、吸收对公德、美感的向往与需求。然而,正如人们看到的,精神文化正以滑坡速度日复一日衰落下去。连坚持、发扬、创造高雅文化的知识人,也被迫“自我”改造而消亡了。这样的现实延续数十年,对先生的内心戕害何其深。一生学习鲁迅,每日必读鲁迅的他,面对此时此世,他无言。先生只有伤痛悲哀,为人的世界、为优雅文化、为人的命运。先生最后岁月里,朋友中有谁不曾困惑,先生总是衔着烟斗,坐在大藤椅上喷烟吐雾。可就是没话。满头霜雪,一脸沉默。恰如思想者邢小群先生言:晚年的张仃先生是一座沉默的大山。

  先生无言无声,越过现实现世的骚动狂躁,他是在与自己最真实的言说。对过往痛苦的回忆,审视过去,警觉当下,超越现实。闻到以往诗意隽永的芬芳,竟对当下及未来担忧害怕起来,那又如何,还是深情困惑与无奈。而美易碎易枯萎,先生的(以及他那一代知识人、艺术家的)心灵花冠还没展开,就被摧折。何其伤,何其痛。我们也就能理解、体会何以他以特殊的热度倾情墨西哥艺术家西格罗斯、里维拉、德国版画家柯勒惠支、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等等左翼艺术家。当然他同样心仪历代世界所有艺术成就的创造者,尤以近代诸如马奈、莫奈、梵高、高庚、塞尚、马蒂斯、莫迪里阿尼、卢奥……中国历代直至20世纪的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

  各种场合,他从不忘提及历代各领域工匠,不吝言语,对他们肯定、赞美。美术史以往忽略历代工匠的贡献,他呼吁应予纠正。先生一番良苦用心,至今未见效应。

  先生是一位高雅文化艺术的践行者、颂扬者。

  首先,对人类历史上一切表现超越性价值关怀的艺术作品及其作者,即描述、表现人的灵魂深度,生命的欲望、困境、深层情感的艺术,他都心仪、赞叹与尊崇。他热度倾情的左翼艺术家,他们的身份首先是艺术家,而后成为左翼,并且艺术与左翼二者并非水火不容,更非对立。

  张仃先生的艺术作品,漫画、年画、招贴画、水墨画、焦墨画、艺术设计、教学、论文……等等,用的是毛笔、中锋,笔力、造型、色彩等等,在“通俗化”、“群众化”、“工农兵化”口号掩盖下,实则粗俗、鄙陋统领的年代,他始终坚持以上这些高雅的精神心向。

  再看他本人的气质与生活,始终没有“脱胎换骨”,改造成工农兵气质与形象。他坚持本人及其生活的优雅气息。每天保持短髭美观得体,偶尔修剪得略显文雅俏皮。白发黑帽,讲究的手杖、烟斗、烟丝香型,特殊日子生活细节的仪式化等等。总之,如此高雅气质,皆由蛰伏于他生命最深处而外化之,了无心机,一切都出之自然而然,纯属个人心绪的舒展流转。故此,才成就了先生的生命首先是一位艺术家,一位高雅艺术追求者,一位完美主义者,而他偏偏生在不完美、甚而可说是被召唤出的人性恶之巅峰时代。而先生又是一位梦想家,可敬可悲的理想主义者,人道激情与冲动附体的悲悯天性等等因素,形成了他品格的综合性。

  当我们再次回望先生他那无邪的理想与愿景,他洋溢的激情,人道冲动,自由无羁的言行,先锋做派,个性鲜明的艺术创造;忽喜忽悲,狂热低沉,这样的理想、完美主义,加之酒神精神,诗性气质,所有这些,皆人类生存的种种困苦、艰辛、灾难、不公所由。在先生,皆出自灵魂,善的,正义、崇高的。

  先生以其热烈震撼、伤痛而寂寞的灵魂,美及艺术宿命,个性特质,趟过风雪雷电、生死荣辱;在时光的积淀里,众声喧哗中突显出来。在水火铁血磨砺中步步沉潜积淀,走向内心,及至充实丰满、澄澈,日夜静听宇宙之心。不负神的使命,以其充分的成就与一路作为,突破现实,突破自身局限,实现并超越了自我。

  先生最好的作品是他自己。

 

  2017年9月18日灰娃于北京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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